74年周总理飞长沙见毛主席,为何主席说: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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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4年12月23日,北京301医院,周恩来在医护人员陪同下登上前往长沙的飞机。
此时的他已经身患重病,身体虚弱,手部颤抖,尿液中仍有潜血。
按医嘱,他最需要的是休息,可这一次,他坚持要去长沙见毛泽东。
事情的关键,不在于一次普通汇报,而在于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筹备。
周恩来住院以后,国务院的办公室和会议室也随之搬进医院。
大量文件送到病房,会议接连不断。
有人劝他暂时放下工作,他却说,国家大事不能因为个人身体原因停下来。
这不是一句空话。
从1972年起,周恩来的心脏病和泌尿系统疾病逐渐加重。
1973年,相关检查显示病情已经严重,但他仍承担着大量政务。
到了1974年,他一边接受治疗,一边处理外事、经济和人事安排等事务。
4月以后,周恩来开始接受输血,直到逝世前共输血89次。
即便如此,他依旧参加会议、批阅文件,还亲自推动邓小平回到中央工作岗位。
有一次,李先念谈到周恩来的身体时说:“他管别人的病管得多,管得细。
”这句话背后,还有另一层意思:周恩来对自己的病情并非毫不知情,只是他把能否继续工作看得更重。
1974年6月1日,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宴请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,宴会结束后便住进了301医院。
国庆节期间,他仍然出席招待会。
医护人员原本只允许他露面片刻,可他坚持讲完讲话,又与来宾碰杯,才离开现场。
身体已经发出警告,工作却没有减少。
10月,毛泽东离开武汉前往长沙,并批准关于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有关通知。
周恩来随即与邓小平投入筹备工作,重点讨论国家机构和国务院人事安排。
这项工作不能只看一份名单。
谁来承担什么职务,关系到中央工作的延续,也关系到经济建设、国防和外交等多个方面。
周恩来前后商议近两个月,形成了三套方案,准备交毛泽东审定。
因此,长沙之行势在必行。
叶剑英和医护人员都清楚,周恩来的身体承受不了长途奔波。
叶剑英专门要求保健医生张佐良挑选精干医疗人员随行,包括泌尿专家、心脏专家和护士,并叮嘱大家务必保证周恩来的安全。
有人担心路上出问题,周恩来却已经作出决定。
相关工作必须当面谈,不能仅靠电话和文件解决。
对他来说,这次出行不是为了个人便利,而是为了把重要安排交代清楚。
到达长沙后,周恩来与毛泽东连续谈了几天,核心内容正是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和中央工作部署。
周恩来汇报代表名单时,毛泽东没有逐一查看,只提出补充两位代表。
谈到军队和国务院的安排,周恩来建议由叶剑英兼任国防部长,邓小平担任第一副总理并负责总参谋部工作。
毛泽东基本赞同,同时提出让邓小平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。
随后,周恩来又汇报副总理人选。
毛泽东听完一个个名字,补充提出陈锡联。
两位老战友讨论的,已经不是个人职位,而是如何让中央工作在复杂局面下继续运转。
谈话中,毛泽东写下“人才难”三个字。
周恩来看见后,轻声问:“是人才难得?
”毛泽东点头称是。
这几个字,点出了当时最现实的难题。
国家需要有人承担责任,能够处理经济、国防、外交等重要事务的人选尤其难得。
周恩来和毛泽东都把邓小平列入了接续中央工作的安排之中。
毛泽东还对周恩来说,四届人大之后要安心养病,国务院的工作可以让邓小平承担。
周恩来没有就此展开争论,仍继续汇报具体事务。
毛泽东随后说:“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。
” 这句话既是肯定,也带着对老战友身体状况的担忧。
周恩来虽然病重,思路、判断和责任心依然没有改变。
他到长沙,正是因为这些事情必须由他亲自说明。
12月26日深夜,毛泽东生日当天,他又与周恩来单独谈了很久。
谈话涉及中央工作和国家建设,毛泽东提出要安定团结,把国民经济搞上去。
12月27日,周恩来返回北京。
按常理,长途奔波后应当休息,可他回到北京后仍继续参加会议,处理四届人大筹备事务。
1975年1月5日,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;
1月8日,十届二中全会增选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中央副主席。
随后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,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。
2月1日,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上宣布,因身体原因,今后国务院工作由邓小平主持。
此后,邓小平多次到医院汇报工作,也探望周恩来。
周恩来在病床上仍然关心国家大事,直到生命末期,国务院的重要文件和重大事项依旧牵动着他的判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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